● 赵婉仪
成绩，有时是比较才看得出来。
在谈新加坡的禁烟成效之前，先谈谈香港的经验。
今年1月香港实施新禁烟条例。在香港禁烟条例下，凡作为商业用途的室内场所，当局规定人们聚集之处（例如全港约1500个公共游乐场所）都禁烟。
一下子，餐馆、酒吧、茶餐厅和公园等地都禁烟，范围之大，香港烟民马上有末日将临的激动反应。
香港禁烟条例执行初期，由于负责执行条例的卫生署控烟办公室人手不够，结果频频接到市民投诉办事不力、禁烟法律如同虚设。
那段时间，控烟办的办事效力便成了港人的笑话。不过，试想想只有100个人的控烟办公室，要处理香港九龙新界的抽烟投诉，有效管制谈何容易。100个人无论如何是很难监控80万的烟民的。
禁烟场景还发生王晶电影镜头——执法人员看到有人在禁烟场所吸烟。在他上前劝谕之前，对方马上丢掉烟头，躲过人“烟”并获的镜头。
然而，如果这个场面发生在新加坡，烟民还是会被罚款的。抓不到你违法吸烟，但是我们的稽查员可以因你“乱丢垃圾”而给你开罚单。
国家环境局属下的稽查队伍不仅肩负取缔违例吸烟，也对付垃圾虫及其他公共卫生条例的违例者。多功能的作业方式在这里的确有一箭双雕的效果。在稽查人员取缔乱丢垃圾的案例中，逾95%垃圾虫丢弃的正是烟蒂。烟蒂是世界上最常被乱丢的东西（竟然不是纸巾）。当知道抽烟和垃圾原来有这层关系，不得不为管制禁烟的当局的心思细密赞一句：“聪明”。
问题可以一直研究下去。当我们的烟民制造了垃圾，垃圾又由谁来收拾残局？目前我们有一支1300人的清洁队伍，而全岛街上也设有7300个垃圾筒。如果这两组数字不能让你觉得新加坡应付垃圾问题严阵以待，不妨想一下，自从地铁站内不再设有垃圾筒，你会不会觉得很不方便。如果觉得不方便，那是被新加坡每百步便有垃圾筒的便利宠出来的。
在笔者向环境局询查的一系列数据当中，发现我们过去两年被逮到的垃圾虫人数上升了。原因未必是我们乱丢垃圾的人增加了，而是配合禁烟令的实施，我们的稽查队伍扩大了阵容，每天工作总时数增加了三分之二，多了巡查时间，垃圾虫被发现的几率自然增加了。抓多了垃圾虫不禁要让人回想到一个老问题，新加坡的干净搞不好是靠我们庞大的清洁队伍和数以千计的垃圾筒支撑。当然这个问题是很难有答案的。
垃圾虫的问题反映了有效的清洁队伍并不能根治乱丢垃圾的问题。道理和衡量禁烟成功与否一样。
1984年本地的吸烟率是20%，2004年下跌到12.6%。过去4年，每年的香烟进口量都在减少，从2003年284万1104公斤跌到2005年194万3798公斤。
吸烟率和香烟进口量减少在一个层面上反映了政府这30多年禁烟运动的成绩，但是有成绩并不代表抽烟人口不会制造新的吸烟问题。
香港烟民在餐室和公园禁烟之后，便全部集中在街上的垃圾桶抽烟。香港的大学校园也全面禁烟，穷则变的烟民便跑到大学门口抽烟。新加坡呢？街上将会出现更多的流动人肉抽烟机。关心一下环境局抓到的垃圾虫，便可以想象街上流动抽烟的人口。
市容的干净整洁，不光是管好垃圾而已，空气素质也一样重要。一个城市卫生环境做得好才会有好的空气。收拾垃圾，我们有庞大的清洁队伍。但是保持空气清新，光靠增加稽查员的工作时数是不够。因为坏空气即刻制造的污染是收拾不来的。
7月1日，新禁烟条例实施。我国禁烟工作算是完成了一个里程碑。接下来可能要做的工作是效法日本在街上划定抽烟点，限制烟民的流动。但是，走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平衡的烟民一定更加不平衡。所以在走这一步之前，唤醒烟民的公德心也很重要。这和清算一下我们用了多少人力物力保持新加坡的干净街道和清新空气一样，需要劳力，更加要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