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媒体看新加坡 有限资源无限循环

（2009-04-20）


● 林佩碧　整理
　　四十多年来，新加坡在工业化、经济发展及环境保护方面努力争取平衡。

　　环境及水源部长雅国博士曾说过，新加坡情况非常特殊，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新加坡这样面积小、高度城市化、一端设有裕廊岛石化工业区的同时，另一端却能保持空气素质良好和绿化的市容。

　　小小岛国这方面的成就，近年来吸引不少国际目光。去年12月，台湾《经典》杂志编辑居芮筠和摄影记者陈弘岱特地前来采访，希望进一步了解新加坡如何做到这点。

　　后天22日是地球日，这一期《生生不息》就借着台湾媒体的眼光，看看新加坡在环境可持续性项目交出怎样的成绩单。

　　驱车绕行新加坡，玻璃窗外拂掠过的，是一幕幕令人安心的风景：清洁、秩序，大致上符合印象中的那个小富国。但同时也很难想象，竟有450万人口簇集在这片面积仅约700平方公里的国土上；一路上绿叶延绵成荫，隔绝了熙攘人车，也吸纳了噪音尘埃。

　　在一般人眼里，新加坡衣食无缺，发达安定；然而，丰衣足食的背后，蕞尔小国面临了众多岛国陷入的窘境，即资源短缺。四面环海的新加坡，天然资源十分有限，许多物资必须仰赖进口。尤其是水，一度还是它的切身之痛。

　　1965年，新加坡独立，允诺供水给新加坡的马来西亚，却打算以此作为掌控新加坡的筹码。当时的总理李光耀于是痛下誓言，非达到新加坡供水能自给自足不可。

　　公用事业局的资料指出，新加坡地狭人稠，境内没有巨大的湖泊与河川，每天却有400多万人消耗超过500座奥林匹克标准型游泳池的水。现为内阁资政的李光耀，曾旦旦信誓地对媒体说：“在活命水面前，其他政策都得下跪。”

　　弹丸之地新加坡，目前有15个蓄水池，蓄存雨水而后净化，是新加坡人民仰赖的四大水龙头之一。其他来源包括马来西亚的进口水、淡化海水和新生水。

在大环境的种种限制下，先天不足的新加坡更懂得“开源”的道理。“新生水”的开发，证明了新加坡可以利用高科技，从有限资源中争取无限循环。
　　早在1970年代，新加坡就尝试回收用后水，无奈当时技术太贵；直至2002年，令人耳目一新的“新生水”终于研发成功。

　　新生水是把用后水回收后，先进污水处理厂净化，再输至新生水厂，以先进的薄膜技术，通过高科技的“超微过滤”、“逆渗透”及“紫外线消毒”等三个阶段，最后加入“平衡酸硷值”的步骤，成为可重新利用、极高品质的再生水。

　　手里握着让我们试喝的新生水瓶，外观看起来和一般矿泉水并无二样，我好奇市面上是否买得到？新生水访客中心解说员陈向荣莞尔道：“虽然它很干净，饮用没有问题，但一般人多少还是会有心理作用，不太能接受。”

　　纵然如此，陈向荣表示：“新生水的制造过程缩短了天然水循环所需的时间，让新加坡不必再让天气左右水供问题。”就算是被历史纠葛和现实条件“逼”出来的，新生水的研发，也确实展现出新加坡政府在永续发展上的决心。

　　高科技带领了新加坡跳脱资源匮乏的困境，而高科技，也是新加坡为高消费力小国解套的方式之一。根据新加坡国家环境局的资料，由于经济成长及人口增加，国人的消费模式改变，优沃的生活换算成了垃圾量的攀升。

　　1970年代，一天的固形废弃物量约为1200公吨；到了2000年，固形废弃物量已激增至7600公吨。处理垃圾问题的同时，幅员甚小成了新加坡无法忽视的后顾之忧；为延续目前唯一的岸外垃圾埋置场“实马高”（Semakau）的寿命，废弃物减量无疑是当务之急。

　　藉由垃圾岛紧密的设计与工程，新加坡又再一次向世人证明了其“人定胜天”的信念；同时，也发挥了将自己打造成“花园城市”的精神，将实马高绿化得宛如度假小岛。从本岛南岸搭乘约20分钟的船程，即可抵达实马高岛。踏上小岛，看到的并非漫天飞舞的尘絮，闻到的不是令人攒眉蹙鼻的恶臭，反倒以为是进入了自然保育区。

　　现阶段的垃圾岛开发计划中，划分了11个填埋水区，每当一个水区的垃圾量填至约两、三个公尺高时，环境局便会铺沙种草，并且保留大部分的海草区和珊瑚礁。此外，为了复育因开发而破坏的生态环境，政府重新种植了13公顷的红树林，渐渐地也吸引不少海鸟栖息。而除了工作人员会定期检查水质外，红树林也是监测水质是否遭受污染的天然指标。

　　自从2005年开放给民众登岛后，陆续有不少游客、学生及社会团体前来从事休闲和教育活动，观察并研究岛上保存的生物多样性；尔后两、三年，岛上更因设立了访客中心和解说员，使生态旅游和环保教育更加组织化。

许多民众都啧啧称奇，踩在废弃物堆上方，望着椰林、螃蟹、满天星斗，“欲赏天然美景，先从环保做起”的意识，在两种极端意象的反差中油然而生。新加坡政府发挥巧思，引导人民前来原本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垃圾埋置场，以“境教”来让他们了解政府处理垃圾的方式，同时宣导“3R”的重要性。3R是减少（Reduce）、重新使用（Reuse）和再循环（Recycle）之意。
　　实马高垃圾埋置场现有6300万立方公尺容量，按目前废弃物产生的速率估计，埋置场的使用期限直到2045年。换句话说，届时须另寻他法来处理全国垃圾。缘于国土迷你的劣势，垃圾问题对新加坡而言，极具迫切性。环境局遂于2001年，颁布“全国回收计划”，以干净著称的新加坡，提供国民方便的作法，鼓励资源回收。

　　例如，发给居民回收袋，只要将回收物装入袋内、置放门口，政府指派的回收公司每两周就会来收取一次。2007年，环境局更于政府组屋楼下增设了回收箱。据环境局的统计显示，2001年，全国组屋的垃圾回收率是15％，到了2007年，回收的百分比已提升至63％。

　　2007年，新加坡的私人企业、政府、非政府等共32个组织，签署了为期五年的“包装协定”，以自愿减少包装的方式，提高各商家的环保意识。垃圾减量的同时，也替餐饮业者省下了数千至数万元新币的成本。一年后，签约业者已成功将垃圾量减少约17％。

　　2007年初，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正式宣布政府将投入洁净能源的开发，目前主要着重于太阳能，并核拨3亿5000万新币（约新台币77亿元），计划于未来五年，将新加坡发展成为全球洁净能源枢纽。这张宏伟的洁净能源产业蓝图，希望能在2015年以前，带来17亿新币的产值，并提供7000个就业机会。

　　新加坡西部的大士，正全力打造一座未来新星——世界最大的综合太阳能制造中心。此计划的投资者是挪威的再生能源集团（REC），预计投入30亿欧元（约新台币1374亿元），于2010年开始营运。这项至今全球最大的太阳能产业单一投资项目，为新加坡发展洁净能源的决心打了一针强心剂。据分析，新加坡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稳定的政治环境、亲商的企业界和政策，以及与邻国间完善的市场网络等优势，都让它在包括台湾在内的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正值金融海啸重创全球，另一波绿色浪潮也悄悄席卷而来。新加坡也已经摩拳擦掌地迎接“新能源时代”。从上个世纪建国至今，“新加坡钱淹脚目”的奇迹，并没有将它的憧憬淹没，反而持续在小且不足中努力追求自给自足，平实的愿望掩饰不了雄心壮志。透过教育和高科技，新加坡像是一个固执的孩子，全心全意想打造一座世人都看得见的绿色城堡。

（本文节取自《经典》杂志第129期，为了方便读者阅读，一些词汇经过本报修改，以符合新加坡的用语环境。）

环境局加强监管饮食场所卫生

（2009-04-18）


● 林佩碧
　　吸取芽笼士乃临时巴刹毒罗惹事件的教训，国家环境局将加强一系列监管措施，确保所有饮食场所的公共卫生水平达标。

　　这些措施包括增加稽查员检查的次数、安排摊主和食物处理人员上复习课程、每年在评估摊位的卫生级别后，当场签发最新级别的临时执照，并在过后正式发执照时向业者取回前一年的执照。

　　此外，环境局也会继续加强与巴刹管理委员会及饮食场所业者的交流，以及加强公众教育，呼吁消费者提高警惕，不要光顾肮脏的摊位。

　　环境局局长陈国强昨天发函给本报，回应过去两个星期来有关熟食中心清洁水平的报道。

　　在来函中，陈国强表示环境局的责任是确保新加坡的公共卫生维持高水平。在芽笼士乃临时巴刹爆发鼠患的事件中，环境局确实可以“更早且坚决地介入去解决这个问题”。

　　事实上，环境局稽查员早在去年初便发现芽笼士乃临时巴刹有鼠患问题，并且在第一时间指示该巴刹管委会安排灭虫公司每个月进行两次的灭鼠行动，稽查员的后续检查显示情况在逐渐改善。

　　直到今年2月，该巴刹鼠患问题再度恶化，环境局于是要求管委会把每个月两次的灭鼠行动增至每星期一次，可是这一次情况却没有好转，而是时好时坏，导致环境局延迟进行干预。

　　陈国强说：“新加坡发生食物中毒事件的几率极低。尽管我们有106座熟食中心、5600个熟食摊位，可是过去三年，熟食中心食物中毒事件每年平均只有4起。”

　　环境局公共卫生署署长邱少宝受访时指出，根据现有条例，所有摊主和食物处理员工，包括临时和兼职员工都须向环境局登记，并出席为期一天的基本食物处理课程，认识如何妥善及卫生地处理食物。

他说：“从毒罗惹事件中，我们知道无论检查机制有多严谨，只要处理食物的人在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疏忽，比如他忘记戴手套，或是把生食和熟食混合放在一起，甚至是抱病上班，那问题就大了。我们希望尽快在几个月内推出复习课程，并分发手册，提醒摊主和员工一定要时刻注意卫生。”
可通过“群众力量”

迫使摊主提高卫生意识

　　邱少宝也吁请公众加入监察行列，如果发现有哪些摊主或员工有不符合卫生的举动，务必向环境局通报，同时不要再光顾该摊位，通过“群众力量”，迫使这些摊主和员工提高卫生意识。

　　至于先签发临时执照的新做法，邱少宝认为，这将有助于让公众在用餐时更放心地做出选择。过去在进行卫生评估后，一些摊主可能得等上几个月才拿到新的卫生执照，这个程序今后有望缩短。

　　环境局目前有一组约80人的稽查队，专门负责到全国熟食中心、咖啡店、食阁、食堂和餐馆等进行检查。随着环境局准备进一步增加检查次数，邱少宝透露，他们正探讨扩大这支稽查队的可能性。

越来越多驻外新加坡人想回家

（2009-04-17）


● 何惜薇 上海特派员
　　眼看原本任职的珠宝公司深受全球金融海啸影响，发展前景不乐观，王燕芳（33岁）不久前辞去工作，开始盘算是否该趁这个时候回到阔别了七年的家乡——新加坡。

　　这名前公关总监在北京和广州都呆过，受访时尽管人在上海，心中挂念着的却是十多年前就开始饲养并已病危的小猫，恨不得马上奔回新加坡。她直嚷：“我离开新加坡太久了，我想家了！”

　　像王燕芳这样有意“打道回府”的驻外新加坡人不少，专为国家招揽人才的联系新加坡，本周先后在京沪举行了careers@home座谈会，与两地超过240名出席者分享了新加坡的就业情况，包括现有的职位空缺。

　　联系新加坡司长黄秀娟在上海接受本报专访时说，尽管没有具体数据，但从当局接到的查询和猎人头公司的反馈显示，不少在海外的新加坡人有兴趣了解国内的就业形势，而且人数有增长趋势。

　　至于有意当“海归”（海外归国人员）者究竟在外呆了多少年才萌生回家念头，黄秀娟说，无法一概而论。不过，报名参加京沪相关座谈会者当中，两成是在籍学生，19%有一至六年的工作经验，61%有至少七年工作经验，这或许是有意回归者的缩影。

　　黄秀娟强调，此次前往京沪举行座谈会不是想“抄底”，给“海归”较低的薪酬配套。她说：“环球人才自然包括我们的‘自己人’，长居国外的新加坡人是我们重要的目标对象之一，让他们知道新加坡吸引了什么投资项目、有什么就业机会，是我们持续进行的工作。”

　　除了提供就业信息，联系新加坡也有意当雇主与雇员之间的桥梁，为有空缺的企业和有意回国的个人牵线。

　　黄秀娟把新加坡现有的职位空缺分成几大类：已经肯定在本地开发的投资项目（包括综合度假胜地）；专业人士长期紧缺的行业（例如医疗保健），以及因制定政策需要更希望聘用新加坡人的公共服务机构等。

　　至于注明将优先考虑雇用有国外工作经验新加坡人的空缺，黄秀娟坦言，数目相对不多，只限于一些在本地设立区域甚至是环球总部的公司：“要如何区别留在本地和在海外的新加坡人呢？他们是否拥有合适的技能与专才才是关键。”

事实上，联系新加坡提供的现有职位空缺清单显示，无论是政府机构或企业，都没有具体要求应聘者拥有驻外经验。
薪酬和子女教育

是“海归”最大顾虑

　　这恰恰是一些潜在“海归”所不愿看到的，他们担心驻外经验不受本地雇主肯定，以致待遇和事业发展前景都不如外地。

　　王燕芳就说，大部分新加坡人派驻国外时，薪酬被区分成两部分：原来的基本薪金，以及涵盖住房、交通和日常开销等津贴的部分，而不少人返新后就“打回原形”，只保留了基本薪金，所获得的待遇没能肯定其国外工作经验。

　　此外，担心回国后难以适应、调整，也是部分驻外新加坡人对返乡仍有保留的原因。其中孩子的教育问题最让他们担心。

　　对此，黄秀娟指出，总理公署新加坡侨民联系署（Overseas Singaporean Unit）会负责作出协调，教育部也会帮助寻找合适的学校，但不能保证孩子能进入首选的学校。

　　她说，有些在海外的新加坡人也担心，一旦回新，孩子就得马上服兵役以致影响大专教育。她强调，相关部门也会妥善处理个别个案。

　　尽管如此，许多在华的新加坡人并不会“说走就走”，不但辛辛苦苦“打江山”的生意人不愿意轻易放弃中国大陆的庞大市场，早年派往中国“拓荒”的老臣子，也已适应当地生活，反而担心回国后难融入社会。

疑不满头发过长被记过 四中学生校内围殴巡察长

（2009-04-16）


东北一所中学的巡察团团长，在学校食堂被四名同学殴打，相信动手打人的男学生是不满头发过长被记过。
　　这起校园暴力事故上星期二（7日）上午约11时30分发生。

　　该校教师在升旗礼后对学生进行例行检查，发现一些高年级男生头发太长，触犯校规，把他们交由训导主任处置，并由巡察团团长从旁协助。

　　这四名学生已在前一天被告诫须把头发剪短，但他们没照做。相信他们是不满被惩罚，怀恨在心，在休息时间找上巡察团团长宣泄不满。

　　据知，巡察团团长正在食堂用餐，闹事者突然把一碗汤往他泼去，并对他拳打脚踢。其他同学立刻劝阻，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

　　目击者说，巡察团团长身材健硕，没有明显伤痕，事后到诊所验伤，并且报警。学校校长昨天向本报证实这起事故，并表示正在处理中。

国人惧怕死亡两原因：拖累家人和昂贵医疗费

4/4/09

有高达80％的人表示，如果有选择，他们不愿意死在晚期病院里，因为他们不想虚耗仅剩的岁月。尽管如此，很少人把临终前医疗护理列入自己的临终安排，他们考虑比较多的临终安排依次是告诉家人如何处理骨灰、立遗嘱和安排自己的葬礼。
担心拖累家人朋友及昂贵的医疗费用是新加坡人对死亡产生恐惧的首两个原因，然而医疗护理方面的临终安排，却是国人最少考虑的问题。

连氏基金委托义安理工学院在去年10月和今年1月分两个阶段对800名年龄介于25岁至59岁的人进行街访，了解他们对死亡和临终生活的态度及了解。

调查发现，担心自己成为家人朋友的负担、医疗费用、病痛是新加坡人惧怕死亡的三大原因，其他原因包括：不知何时及如何死亡、担心谁来照顾家庭、不知死后会如何以及没有足够的时间修复人际关系。

有高达80％的人表示，如果有选择，他们不愿意死在晚期病院里，因为他们不想虚耗仅剩的岁月。尽管如此，很少人把临终前医疗护理列入自己的临终安排，他们考虑比较多的临终安排依次是告诉家人如何处理骨灰、立遗嘱和安排自己的葬礼。

此外，也有45％的人并不了解我国临终护理的水平，半数的人不知道晚期病院也提供日间看护和家庭护理服务。

对家庭护理需求将大增
这个调查是连氏基金“有生之年”运动的一部分，希望带动人们与亲人正面谈论死亡课题，让病人在有生之年获得更好的照顾。连氏基金会总裁李宝华认为，调查结果显示，很多人不知道晚期病患所需要的护理水平，他们也没有被灌输临终护理的重要性，因此有迫切需要让更多人了解临终护理的选择和好处。

针对受访者认为临终前最重要的事情依次是没有痛苦、有爱的人在身边、神志清醒能够沟通、住在家里，以及有医疗和护理援助，李宝华认为，由此可见人们对家庭护理的需求将大增。

目前，55％的新加坡人在医院去世，28％的人死在家里。李宝华说：“临终关怀护理专家估计，将来我国将有65％的人需要临终护理服务。目前，只有来自慈善福利团体晚期病院的家庭护理服务是免费的。我们的挑战是增加这方面的服务以满足需求，并继续保持临终服务的价格在人们能够负担的水平。”

另外，受访者认为“安好地死去”是在良好的身体和精神状况下去世，比如无痛苦的死去、在睡梦中去世、年老或自然死亡、在家中去世，没有遗憾、了无牵挂地死去等等。去世前对人生有满足感也是重要条件。

70％的人视家庭为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有不少人便表示，如果即将去世，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和所爱的人在一起。因此，当被问及“如果只有6个月的生命，你将做什么？”时，多数人选择和家人在一起，或者旅行。

60％的受访者愿意谈论自己的死亡，但超过一半的人不愿意跟身患绝症的人谈论死亡。年轻人比年长者更加能够面对死亡课题，而且受教育程度越高，也更加能够正面地看待死亡。

调查也发现，少数族群如洋人较主要族群华族、马来族和印族更愿意谈论死亡，但有无宗教信仰和是否愿意谈论死亡没有直接关联。

此外，单身者对死亡课题最坦然，丧偶者却最忌讳。不排斥对临终护理有所了解的人，较其他人更能够面对死亡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