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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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佩碧
有稳定的工作、有车有房，这是一般新加坡人对中产阶级的定义。
然而，随着生活费不断上涨，中产阶级首当其冲，成了夹心层，一方面无法获得政府援助，另一方面却得承受通货膨胀的压力。
对那些刚毕业出来工作不久，准备买房子结婚的年轻人来说，生活费、房子的价格飙升，更是给他们带来最直接的冲击。
在这样的情形下，继续拥车买楼的“新加坡梦想”是否仍实际？
由阿裕尼集选区和后港青年执行委员会本月2日在国家图书馆举行的一场对话会上，约100名介于20至35岁的青年代表，受邀与财政部兼交通部政务部长陈惠华，及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恩赐博士针对“生活费上涨—夹心层如何应付？”的课题，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热烈讨论。
陈惠华首先指出，造成生活费上涨有三大因素：一是经济强劲增长、二是全球物价上涨，以及一些政策的推行，如征收消费税等，而不是每个因素都能由政府控制。
她坦言，年轻人应该更妥善地进行财务规划，并根据本身的条件调整对生活的要求。
以拥车为例，陈惠华指出，纽约、伦敦和香港等城市的中产阶级大多不是车主。在她看来除非是家人有需要，否则刚踏入社会工作的年轻人一旦买车，便得动用几乎两成收入来供车，当然会倍感吃力。
她强调，建屋发展局早已意识到这个问题，于是近年来会更谨慎地为准备购买组屋的年轻夫妻做财务评估，确保他们不会因负担过重的房屋贷款。
陈惠华说：“政府对于收入最低的10％至20％阶层无疑提供了许多援助，目前的挑战是如何帮助那些‘边缘’个案，有人建议政府提供社会安全网，但这具有一定风险。尽管我相信大部分新加坡人都喜欢自食其力，可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我们知道只要提供安全网，就会有人滥用，进而引发不好的社会行为。”
应以个人财产
作为提供援助指标
陈恩赐博士讲话时则吁请政府提供援助，确保中产阶级维持“舒适和有安全感”的生活水平。
他说：“政府过去在提供援助配套时，往往以收入作为标准，这并非最理想的指标。在我看来，以个人财产作为标准会比较公平，即将展开的支付能力调查方面也应如此，当然要找出一个人的财产总值有一定的困难。”
陈惠华过后为对话会总结时表示，从年轻人发问的问题可看出他们正逐步为本身的生活设定目标，而政府的责任是尽量为他们加强就业能力的机会，让他们有能力赚取更高收入，过更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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