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为什么第一？

（2011-08-20）

● 潘星华

　　去年12月，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公布了“国际学生评估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PISA”成绩。中国上海5000名15岁的学生，在65个国家中，数学、科学和阅读全部排名第一。
　　他们的第一都不是“险胜”：数学（600）、科学（575）和阅读（556）的分数，都比分别排第二国家的分数（新加坡562，芬兰554，韩国539）高出许多。
　　中国学生初次亮相即中大满贯，让美国人受到仿似1957年10月苏联成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Sputnik）的震荡。他们忧虑中国今天让上海学生成绩名列世界第一，10年后能让10个城市学生成绩名列世界第一，20年后能让50个城市学生成绩名列世界第一，美国再也翻不了身。
　　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按学号抽了30几名15岁的学生参加PISA考试。PISA成绩公布后，该校成为美国《纽约时报》、日本《读卖新闻》、法新社、瑞典文化中心上门采访的对象。
　　月前，我碰到该校校长张人利，当然也要请他谈“上海为什么第一”这个课题。
　　张人利气定神闲地回答我说：“我们对这个成绩，并不感到惊讶。因为这只是文本书面的考查，而不是真实场景的考查，这不代表上海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头。而且，它考核的内容只是一个方面 ，不能代表教育的全部。这次考得好，也不代表下次仍然好。只能这么说，这次中国学生的表现，打消了很多人认为中国学生只会死记硬背的错误观念，中国的基础教育并不是很多人刻板印象中的那么差，但是不是最好，我认为也不一定。”
　　这些话当然没有错，但是第一就是第一，为什么是中国上海第一而不是其他国家第一呢？这位上海“名校长名师培养工程张人利基地”的掌门人“揭秘”说：“也许跟中国重视搞教学应用的‘个性’研究有关，其他国家很少做这方面工作。研究有基础性研究，有应用性研究。西方重视基础性研究，中国则重视应用性研究。我们不只重视应用性的‘共性’研究，还重视应用性的‘个性’研究，这是其他国家少有的。”

什么是教学应用性的“个性”研究呢？

　　张人利说：“一个教师在新加坡教得好，不一定在上海教得好；即便在上海，在我们学校教得好，也不一定在其他学校教得好。这证明了教育有它的普适性，还有它的差异性。这个差异说明教师的文化背景不一样，学生基础不一样，该怎样教就不一样了。所以，教育的研究，不但应该有大面积的培训，还应该针对各校的各自问题的‘校本’研究，这就是‘个性’研究。”
中国学校各校搞各自的校本研修，已经几十年，从50年代就开始，除了文革时期，从没有间断过。张人利认为其他国家，学校自搞“校本”研究的情况不多。
　　他说，上海一名老领导曾经说，什么时候重视教学研究，什么时候教育素质就获得提升。什么时候忽视教研活动，什么时候教育质量就衰退。这次PISA成绩公布后，上海教育界一致认为“重视校本教研”可能是上海得到第一的其中一个原因。
　　张人利曾经受邀到香港去，他说：“我到香港去，香港教师的学历不低，香港的资源也不少，但是我可以说，他们的上课真的不怎么样，否则他们不会叫我们去培训。问题其实很简单。他们一个大学毕业生毕业，教了10年书，从来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问题，从来不知道人家好在哪里，那怎么提高质量呢？把课上好，不是光靠看两本书就能解决。我并没有贬低看书的重要性，我只是说明教师的专业成长，既有文本知识，还有非文本的实践知识，而这种实践知识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实践，和同行共同的探讨，行动的跟进，才有可能改变。”
　　新加坡呢？他没有提到新加坡学校的教研活动，不过，他向上海的教师，提到“新加坡震撼”。
　　他说：“我去看滨海艺术中心的中学舞蹈汇演，新加坡教育部长也出席，可见这个活动受到高度重视。那晚新加坡中学生舞蹈水平之高，让我震惊。后来我才知道这个高水平是不惜工本得来的，是去请专家来指导的。我去华侨中学，看到他们在搞戏剧演出，三个指导老师都从上海戏剧学院请去，这个成本太大了。但是他们有很好的机制，专家都由政府聘请，学校不需要养这些专家，学生却有专业水平。
　　“华侨中学又请了很多诺贝尔奖的得奖人去讲课，这个让我更震惊。中学要请诺贝尔奖得奖人去演讲，这不只是钱的问题，还要关系呢！”
　　为争取最佳表现，上海、新加坡互有震撼。“上海第一”给新加坡的震撼是，研究活动不只应该在大学做，在新加坡科技研究局（A*Star）做，还要在小学中学初院，每一所学校里做。没有研究，拼不了第一，即便拼到第一，也持续不了第一。今后，我们除了发展研究型大学，还要发展研究型小学中学初院啦。